據了解，於是今，高善文在山西證券成立30周年的演講迅速在網上傳播，裡面很多突出觀點代表了社會上很多精英的看法。www.emoneybtc.com反復聽了他的演講，發現裡面充滿了對歷史的謬誤理解和邏輯混亂，我們不得不對其觀點要提出商榷意見。
首先，高善文提到鄧小平在訪美期間向卡特總統提出中國要教訓越南，是奠定往後40年中國國運的重要決策，因為它是中國向美國開放而遞交的投名狀。雖然高善文在演講後期很鄙夷地說到中國人沒有科學精神，什麼事情都好類比，所以並不精確，但在這裡，他也並沒有逃脫中國人的“毛病”，把中國教訓越南類比成梁山伯好漢上山時殺人的投名狀。高善文的證據是他認識鄧小平建交訪美的翻譯和要員，所以自認為他能夠理解鄧小平當時決策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動機。
高善文把鄧小平的決策稱為冒險，堵上了國運。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將中國打越南作為打開全新的大局，奠定了迅速發展的基礎只能是高博士的臆想，我們只能說，高善文理解的鄧小平因此而高瞻遠矚、因此而高屋建瓴，卻恰恰是貶低了鄧小平的魄力和意志。任何一個有一點點國際政治關系常識的人，都無法接受這樣的邏輯：為了和一個國家交好，就把這個國家的潛在的敵人打一頓，然後兩個國家就進入了蜜月期。我們無法想象，50年後我們後代更不會相信這樣的歷史，鄧小平是為了討好美國而出兵越南，這不過是中國投入美國懷抱的投名狀。兵者，國之大事也，那是需要整個國家意志作為基礎的，是投入國家的全部力量而求勝的，鄧小平作為傑出的政治家，絕對不可能為了與人交好而損害自己去交惡一個鄰居。鄧小平出兵越南的決定，建立於當時越南出兵柬埔寨，蘇聯出兵阿富汗，對中國形成了南北夾擊之勢，中國在戰略上必須有所突破，而美國是最合適的盟友。如果論及中國與蘇聯徹底決裂，那麼在珍寶島之戰中已經徹底交惡；另一方面，當時在國際上美國相對於蘇聯處於守勢，也確實需要中國這個盟友牽制蘇聯的勢力。中美兩國交好，是各取所需，合利雙贏。高善文把美國對中國的開放當作鄧小平乞討而來，當作對中國的施捨，當作對中國的犧牲的補償，是根本認識不到那個時期中國人的志向和秉性。
換一個角度來看，當時中國剛剛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還完全沒有確定感，整個國家出口幾十億美元，國家剛剛允許個體工商戶，商品的概念還沒有普及，計劃經濟像皇冠一樣神聖，鄧小平對未來也無法完全預見，說要摸石頭過河，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拿什麼對接美國？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與美國之間確實建立了密切的經貿關系，但任何人不能以現在的形勢推斷四十年前鄧小平的遠見和思想。至於鄧小平的秘書、翻譯等人的佐證，如果是真的，我們也無法相信他們給予鄧小平的歷史定位，更何況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怎麼可能隨便與翻譯、秘書討論他對整個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想法。從這裡找政治家的思想，倒是契合了高善文先生演講後半段他所說的“陰謀論”的觀點，拿出歷史中的只言片語當作解開了歷史迷霧的終極鑰匙，自以為掌握了別人所不知的歷史資料，實際上缺少宏觀的視野和脈絡。
高善文同時把這四十年與美國的良好關系歸結於鄧小平的高瞻遠矚，比如91年提出的韬光養晦、絕不當頭，但他似乎忘記了鄧小平在89年的決策與美國的價值觀和期望是背道而馳的，美國為什麼沒有拋棄中國？鄧小平為什麼不在這件事上繼續向美國遞交投名狀，而要冒著與美國決裂的風險逆行之？
按照高善文的邏輯，過去四十年中國順從美國，所以獲得了偉大的成就和發展，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矛盾，他就無法判定30歲以下的年輕人還會不會有與他一樣的好時光了。這種把與美國交好作為中國能夠發展的唯一途徑的邏輯不知道從何而來，如果要說順從美國，那麼歷史上還真有實例，可惜結果卻與中國的境遇相比天壤之別。高善文在演講中提到，蘇聯垮台，所以現在俄羅斯人把這筆賬算到了中國人頭上，覺得是中國打擊越南，從背後捅刀而導致的。我們倒覺得俄羅斯人絕不會如此善惡不分，因為歷史並不遙遠，他們有著清晰的歷史記憶，沒有這段傷心的歷史，也可能就不會有普京的崛起了。想當年，俄羅斯是怎樣的順從美國的意志，俄羅斯的法律由美國律師起草，俄羅斯的改革由美國財政部官員指導，俄羅斯的一切改革都是按照美國的標准來實行的，結果怎麼樣？通貨膨脹幾千倍，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人民的壽命短到四十幾歲。只是到了葉利欽執政後期，他們才明白過來，才重新確立起民族的自信和尊嚴，結果，現在的普京雖然是民選的，俄羅斯的政治制度更接近於西方國家，美國並沒有對這樣的伙伴給予切實幫助和接納。這段歷史對於俄羅斯是刻骨銘心的，俄羅斯確實走錯了路，確實順從了美國的意志，結果並沒有獲得如同中國一樣水平的發展。現在，高善文提出了嚴峻的問題：如果這次國家走錯了路，也就是和美國交惡，那麼30歲以下的年輕人最可憐，這輩子就可以洗洗睡了，我們倒要說，高博士何來的自信，他怎麼就知道：中國的路哪條就是對的，哪條就是錯的？
高善文雖然是博士，但卻缺少一種能力，就是發展地看待一切問題的眼光。在這裡，我們首先承認，美國絕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它這二百多年為人類歷史作出的貢獻超越過去的所有帝國，它在科技、人文、社會、教育等領域為整個人類提供了巨大的財富，這是我們應當實事求是予以認可的，也是中國不斷改革、開放和追趕的動力之一。同時，中國現在確實存在著不少問題，有些是歷史的，有些是體制的，有些是文化的，這些問題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矛盾、分歧甚至撕裂，是足以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但是，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在向現代化和現代文明邁進，這是無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攜手並進，共同為人類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和平的、豐富多元的舞台。但是，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美國國內的分化，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右翼勢力走到了政治中心，他們代表的已經不是40年前的美國，他們的思想、意識形態、心胸氣度代表了美國社會中最狹隘的部分，他們要遏制中國的發展，阻斷中國的強大，這種矛盾的發起不是中國的責任。

鄧小平提出“韬光養晦、絕不當頭”，但是什麼是“韬光養晦”？什麼是“光”？注意，韬光養晦不是摧刃折鋒，不是暗淡無光，它的前提是要有“光”沒有“光”，就沒有任何養晦的基礎。只不過你需要隱蔽起你的光芒，遮蔽住你的鋒利。通過上文我們看到，高善文們理解的韬光養晦不過是納幣稱臣，不過是唯唯諾諾地當個侍從，他哪裡有光，更別想出頭之日了。高善文提出，180年來中國只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走對了一次路，其他的選擇都是走到了歷史錯誤的一邊，他以歷史審判者的姿態斷言了中華民族奮斗不息的歷史中唯一閃光點是他理解的納幣稱臣，這樣的經濟學家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什麼有益的建議呢？在演講中，他提到曾參與中國與美國交涉的代表團，即便這樣的人參加中方代表團，都沒有得到美國的善意回報，我們怎麼還能寄希望於美國的善意呢？
從高善文獲得的一系列頭銜中我們能夠體會到，中國的金融機構的決策者差不多都被這些學者、博士掌握了，他們缺少立場，對歷史斷章取義，缺少獨立和自信，他們掌握的卻是千億、萬億的資產，讓他們做出決斷，往往就是中國必輸、美國必贏的結論，相應地也按此規劃操作。他們掌握的金融機構，不會成為這個社會中的建設力量，而是成為破壞性的因素，他們鼓動的自由化等政策，往往就是為了自己和利益集團定制的自私方案。保監會、安邦等等監管機構和准金融機構為這些人所控制，中國真正的危機確實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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